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6月6日发表在某报上的《江城子》，以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发出如是感慨——“天灾难避死何诉，主席唤，总理呼，党疼国爱，声声入废墟。十三亿人共一哭，纵做鬼，也幸福。银鹰战车救雏犊，左军叔，右警姑，民族大爱，亲历死也足。只盼坟前有屏幕，看奥运，同欢呼。”
       连日来，由这首词所引发的文学伦理反思，闹到了沸反盈天。 (6月16日兰州日报) 　　细勘如此笔触，确实太过轻佻，替那些遇难者“表态”尤其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底线。许多人认为，虽然这首词并不怎么符合词牌格律，但以作者的身份以及公开发表的结果，已足以令文学蒙羞。无论是否应该牵扯到整个文学，这起事件都是对文学创作的严重警示。
　　警示之一：文学艺术的创作应该是自由的，但其自由却有个不应逾越的底线，即必须尊重基本的人文理念和人本价值。王兆山此篇词作则由于失去了对亡者的基本哀矜和体恤，有违基本的文学底线，所以完全不能被接受。
　　警示之二：灾难文学的创作尤其应该谨慎，面对灾难和伤亡，作家应该保持凝重，而不可有丝毫虚浮。近日，著名演员成龙对目前很多剧组涌往地震灾区拍摄电影批评道：“目前我知道的就至少有20个剧组在灾区拍摄素材，这样很不好……我敢说拍出来的多数都是大烂片”，而且“这不仅帮不到灾区人民，反而还会因为烂片太多而麻木了大家对于灾区的感情。”这样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。
　　王兆山的这首词，即便可以称为一种“英雄乐观主义”，但从另一面看，这种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变相地视灾民生命如草芥，已经少了文学家必备的悲悯意识和生命关怀——至少也是一种令人生厌的矫情。如笔者的网友所言，让灾难凸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奋进，这种狂躁的心态显然是不大正常的。
　　由此，灾难可称是衡量作家的砝码。通过上述现象，显然很容易测量出某些作家理性思考的欠缺或心态的幼稚、作风的虚浮。这是很令人悲哀的。不过从另一方面看，这样的灾难时分以及这样的缺点暴露，尤其是对这种缺点的批评过程，可能也能成为文学发展的契机。假如通过这次批评，文学中人能够认真思考“王兆山现象”，并更加认真地思考这场灾难和文学之间的关系，则灾难不仅是衡量作家的砝码，同时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引擎。
　　基于这些机会和理由，近年来正在饱受批评的文艺界，应该有通过这次机会从整体上提高水平、改善形象乃至浴火重生的意识和勇气。而退一步说，即便这一机会并不那么容易把握，但至少应该由此风波明晰文学创作的底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