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点象

素言-====柔儿

十三阿哥

兄弟七八个，围着柱子坐。等到分家时，衣服全撒破！

看到斯文儒雅的老十闲庭信步，随口就吟出一首“今朝手足聚，自然意气高，举杯且畅饮，豪情冲云霄”的千古绝句，十三爷寂寞难耐，也应景和了上面这首诗。此诗平白朴实，但也寓示本场风云马甲里七个阿哥，来自全国上下四面八方，因为一场游戏团聚一堂，大家手牵手欢欣鼓舞，等到分散离开的时候，就是出真身秀的时候了。

摆渡十三阿哥，才知道原来就是胤祥，就开始后悔自己拿到马甲时没有好好珍惜，就知道裸着膀子满场子乱跳。但是胤祥，如雷贯耳！最佳清穿男主啊！其实自己看清穿小说很少，但是很久以前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场，马甲名单里有胤祥，那时候百度就知道是清穿最佳男主了。转眼数十载春秋人世沧桑，当他以另一副面孔十三阿哥的形象就站在爷的面前时，爷竟然恍如隔世，不记得了！！！

这里有一个凝香发帖等爷，一查背景，原来还是爷的嫡福晋！看来哨子待爷不薄，赐爷艳福，爷高兴莫得，语无伦次中……爷决定，是爷的爷就要好好珍惜，虽然爷生性粗糙，不懂用侬声细语，爷也要对凝香百倍疼爱，不要了这江山，只要美人！

不了解。

我晕死去

搬个天涯浪子的试杀。

据离朝翰林萧翰主持编修的《上芜县志?董月宾传》记载：
　　董月宾，字续泓，上芜人也。祖籍凉州，先祖营商，后避乱徙入上芜，遂世代累仕于朝。其曾祖静、祖唯，皆选入前朝翰林编修。及中官梁申乱朝纲，时唯已迁吏部左给事中，尝上疏历数申恶十八条，请黜。上不纳，而申愈忌之。寻，以谗言乱圣听，放唯交县。帝五年，国灭，唯闻帝为梁申所勒，愤郁成疾。一日过亚河，忆屈子事，指手问曰：覆巢之下，安作完卵？言毕投河而卒。其四子尽为新廷所戮，止幼子朝林蔽民间，娶柳氏女，得三子：长汉宾次燕宾月宾。不数年，父朝林染疾而殁，母柳氏又更嫁，遗三子无依。三子皆好学，博闻强识，少有才名。后泊吴州，与寒士结，诗名日盛，时呼为“吴州三客”。惜汉宾燕宾皆为鼠疫早亡，遗稿十余卷，不得见梓。众寒友鬻马始为殓棺，合葬吴州，曰“董氏双子墓”。后事既毕，月宾遂归上芜，日耕夜读，求为科举。
　　董氏三子，以月宾最幼，然才学亦最佳，时人呼为“董三郎”。幼学于孔、孟之间，启发于程、朱之后。喜文辞，擅考据，抉义理，世人以之为奇。其作七律有句“风声还似好时节，却占江南一瓣忧”，又有“坐到春光成病叟，东风改我一行诗”，皆奇妙句，时人深爱之。有乡绅苏士敏，异其才，有意以次女招赘，月宾以董业无嗣谢拒之。苏又生妒，屡坏月宾事。三郎既受财资之困，又兼人事之扰，委难进学。不得已弃先祖之田产，出上芜，欲乞长工，名曰“卖身求学”。一时为学林佳话。
　　……

　　这部《上芜县志》，编修于离朝奉武帝十四年，而其中记述江南布衣董月宾之形迹，几乎到此便已经戛然而止。此外，在相近的时代里，关于董月宾其人其事的记载，主要见于杨若松《董三郎小传》，何木《董一庵先生行状》，傅红庭《国朝布衣传?董月宾传第四》。而董月宾的相关文集，则多收录于张桐君《一庵先生遗稿辑佚》，林襄《吴州才调集?董月宾诗文集》，杨绪《说易斋文存》。据傅、张诸公所记，在董氏子裔中，有其孙辈董良舟撰《董一庵公年谱》，不失为最可供为考订的文献资料。可惜的是，在历史的波澜起伏中，这部《年谱》却也在不经意间恍然失踪。而剩下的诸本文字记载，都如萧氏《上芜县志》般出于一辙，即是后期具体形迹尽是语焉不详，似乎明显掺杂有后人故意夺漏改删的“爪痕”。如此斑斑，无疑使董月宾这个历史角色，成为离朝前期的一大模糊阴影，在那个动乱散秩的年代里，愈发显现得扑朔迷离。
    董氏子裔传至十七世，有后辈董恭时，青春曾游于广陵之间。一日，在当地一所名号“真古寺”的破庙里，经高僧正一法师指引，于城郊外的某片阴森僻岭中，掘出一座荒弃已久的古坟。坟里乱草离披，只隐约可见坟前深没的那块几已被岁月磨平的简陋石碑上，凿刻有“上芜董月宾”的暗红字样。董恭时不敢怠慢，连夜尽力挖掘，止得一具较大的柏木箱盒，旁边还有一只满锈的铁盒。董恭时尽数罗回家中，打开细致翻看，才知道那具木盒之中，原来呈放着一件血染后的残破布衣；而那只铁盒当中，竟然正是失踪久时的《董一庵公年谱》！
    从此之后，董恭时为替先人重新匡名，搜遍董月宾遗事遗迹。经过了十余年的光阴，才使得离朝董三郎的传奇事迹，几乎重返人间。

董月宾，字续泓，上芜人氏。号一庵，此说源自董氏曾与友人相聚，戏称家贫如洗，“止一旧庵而已”。后有著书，闭门于“说易斋”内，因其素好《周易》，擅于演易之道，故有此名。门人杨绪为董氏辑成《说易斋文存》，其源于此。

这个让四爷判定

玲珑四犯

中国的哲学体系，都是看重“知”的。即使一度强调“知行合一”的王阳明，在他的陆王心学基础上，仍然是重“知”甚于重“行”。这和禅宗的建立与发展轨迹极为相似，也或者说，当佛学发展至禅宗这一阶段，印度禅在中国的国土范围内，已经得到了根本程度上的“汉化”。

昔日有南北相争，南、北二宗的本质区别，也就在于北宗重行，而南宗重知；北宗强调由定发慧，南宗则强调由慧摄定。所以还在唐玄奘的时候，向天竺取经需渡九九八十一难方能成正果，这代表着一种渐修的境界。然而有一天我们看到一个大和尚双手合十，冲着一众匪人左一句“放下屠刀”右一句“立地成佛”的时候，这代表南宗主旨——“顿悟”的境界已经在佛教占领了上风甚至主导地位。南宗既出，中国禅已经基本扫除了所谓的文字障、仪式障，以及禅定障，得到了哲学体系上的全面解放。

纵然，事后我们可能会为神秀抱愤不平，会指责神会一系篡改禅史擅编坛经。但我们仍必须承认，从渐修转入顿悟，这是思想上一个了不起的大进步。也使中国的禅学体系，完全跳脱了印度禅的樊篱，在接受本土哲学的基础上独行于世了。

生灭本无，何假修习？三事不生，是即解脱。如果说慧能还仅仅是一个革命的精神启蒙，那么智达天才的神会，当为顿派的先行者与真正领袖。他把自然与无为的理念注入了禅宗的体系，也加速了中国思想的佛道合流，所以无论以后的中国后辈在激烈争论“佛本是道”还是“道本是佛”，其土壤根本都当是早年神会改造的前功了。

中国的哲学，素来讲究巧力，讲求一种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无上妙法。看多了中国的武侠小说，就理解此言不虚。中国的武功本身，也是如此。中国功夫挑战美国拳击，从表相上看都是拿鸡蛋碰石头，枉论取胜。但“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”，中国哲学的精髓，就全部从这种玄乎其玄的理论中汇流而出，并且通达了思想的升华。

慧能问二僧：风动？幡动？二僧争莫能休。其实不然，慧能一语告破：是心动。万法源于心法，难道不是么？作为一个普遍的中国人，乍听“心动”二字来作答案时，都不禁有段暗声叫绝。不为此，不为彼，乃为本心。所以中国的哲学并不是被禅宗同化，而是禅宗被中国的哲学同化了。

《说文解字》注：哲，知也。这恐怕是最核心本质的一段解注了。原来，早在中国汉字的建立之初，便已经将哲学之“哲”，建立在“知”上，而非“行”上。知即为智，大千智者皆由知出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