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题：祝土匪（林语堂）

        莽原社诸朋友来要稿，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当代名流，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，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们，写几字凑数，补白。

　　然而又实在没有工夫，文士们（假如我们也可冒充文士）欠稿债，就同穷教员欠房租一样，期一到就焦急。所以没工夫也得挤，所要者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，不是挪用，借光，贩卖的货物，便不至于成文妖。

　　于短短的时间，要做长长的文章，在文思迟滞的我是不行的。无已，姑就我要说的话有条理的或无条理的说出来。

　　近来我对于言论界的职任及性质渐渐清楚。也许我一时所见是错误的，然而我实在还未老，不必装起老成的架子，将来升官或入研究系时再来更正我的主张不迟。

　　言论界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。这也是祝莽原恭维《莽原》的话，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，《莽原》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，以土匪自居。至少总不愿意以“绅士”“学者”自居，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，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。

　　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，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，翻起来时， 头一样想到的还是拿起手镜照一 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，金牙齿没掉么，雪花膏未涂污乎，至于骨头折断与否，似在其次。

　　学者只知道尊严，因为要尊严，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，而不自知，且自告人曰，我固完肤也，呜呼学者！呜呼所谓学者！

　　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，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，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。骨头既断，无以自立，于是“架子”，木脚，木腿来了。

　　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？

　　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，论真理与上帝孰重，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，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，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，而终必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。

　　就是学者斤斤于其所谓学者态度，所以失其所谓学者，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。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。

　　学者说讲道德，士风，而每每说到自己脸孔上去，所以道德，士风将来也非由土匪来讲不可。

　　一人不敢说我们要说的话，不敢维持我们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，这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，那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，自己无贯彻强毅主张，倚门卖笑，双方讨好，不必说真理招呼不来，真理有知，亦早已因一见学者脸孔而退避三舍矣。

　　惟有土匪，既没有脸孔可讲，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，少对大人物叩头。他们既没有金牙齿，又没有假胡须，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，比较少顾虑，完肤或者未必完肤，但是骨头可以不折，而且手足嘴脸，就使受伤，好起来时，还是真皮真肉。

　　真理是妒忌的女神，归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独身主义，学者却家里还有许多老婆，姨太太，上坑老妈，通房丫头。然而真理并非靠学者供养的，虽然是妒忌，却不肯说话，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老婆，不是真理。

　　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，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，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。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，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。

　　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 “土匪” “傻子”过。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，绅士，君子，硕儒……。自有史以来，学者，绅士，君子，硕儒都是中和稳健，他们的家里老婆不一，但是他们的一副蠢苯的尊容，则无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皆同。

　　然而土匪有时也想做学者，等到当代学者夭灭伤亡之时，到那时候，却要清真理出来登极。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狂想，这个时候还远着呢，我们生于草莽，死于草莽，遥遥在野外莽原，为真理喝彩，祝真理万岁，于愿足矣。

　　只不要投降！

　　十四，十二，二十八。

　　发表于《莽原》半月刊第１期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０日

        假定我是土匪(林语堂)

这个题目太好了，越想越有趣，假定教师肯出这种题目，必定触起学生的灵机，不怕没有清俊的文章可读。也许很多人未曾想到这种题目，但于我，一想起，却是爱不忍舍。若加以唯物史观的辩证法而分析之，我想也可客观的发现此文之“社会意识”。现代的社会，谋生是这样的不易，失业是这样的普遍，而做土匪的将来又是这样伟大，怎禁得人不涉及这种遐想？假定一人生当今日，有过人的聪明机智，又能带点屠狗户骨气，若刘邦、樊哈之流，而肯屈身去做土匪，我可担保他飞黄腾达，荣宗显祖，到了晚年，还可以维持风化，提倡文言，收藏善本，翻印佛经，介绍花柳医生。时运不济，尚可退居大连，享尽朱门华贵，嫔婢环列之艳福。命途亨通，还可以媲美曹锟、李彦青，身居宫殿，生时博得列名“中国名人传”之荣耀，死后博得一张皇皇赫赫的卜闻。

        自然，我有自知之明，自觉不配做土匪的。不但不曾杀过一条人命，而且根本就缺乏做匪首的资格。做个匪首，并不容易，第一便须轻财仗义，豪侠好交，能结纳天下英雄，江湖豪杰，这是我断断做不来的。做土匪的领袖，与做公司或社会的领袖一样，须有领袖之身分、手段、能干、灵敏、阴险、泼辣、无赖、圆通、是非不要辨得大明、主义不要守得太板……这是据我的观察，一切的领袖所共有而我所决无的美德。但是假定上天赋予我这样一个性格，我可以指出一条成功的途径，包管博得一个社会模范人物的美名，骗得那里公园的一块石像，将见时谣曰“生子当如×××(即匪首之名)”为众人所羡慕不置。

        第一件，便是习书法。我想要自一个土匪做到显祖荣宗的模范人物，有两个必要的条件：学得一手好书法，而又能拟得体动人的通电。后者总有办法，可以六十元一月雇一位举人代似，题签联对则不好意思叫人代题。至少我个人是不好意思这样的。书法是半世的事业，学习要早。所以在我做乡村土匪时期，就得练习书法。到了我夺了几个城，掠了一州府，自然有许多人来请我题匾额写对联了。这时就要见出你的高下，而见出你是一个暴虎凭河的莽汉，或是一个读过圣贤书的雅人。你有一手好字，便可以结交当地士绅，而不愧为一位右文的山皇帝。

        有了一手好书法及雇一位善拟通电的书记 (最好是骈四俪六一派的) ，我就要去攻一小商埠，如厦门、烟台之类。这大概需五百名精兵。其实只消一百五十名精兵，余三百五十名，什么流氓丘八鸦片烟鬼都可以。我是有所据而云然，因为我曾亲见××与厦门海军争夺厦门的一幕喜剧。也许三十名敢死队半夜发作就可以把厦门、烟台据为已有。    (满兵三十万取得大中华、日本二师兵取得沈阳，依此比例，这个算法是不错的。) “剧战”大概二小时，伤了三条狗，两只鸡，也就完了。所以一面开战，一面通电、告示就得于前晚拟好，—拍即出。通电所以对外，告示所以安民。告示中的话，不外“我爱老百姓，我爱老百姓，我最爱老百姓。”但是对于废除苛捐杂税一层，却可暂缓不提。同时可加一句：“我恨外国人，我恨帘国主义，我反对经济侵略。”然后请一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，善操“ Good morning， good afternoon，thank you． excuse me”一派的英语者，同他坐个汽车遍访外国领事，表示对于保全外人生命财产绝对负责。在通电中，这一类“保护外侨生命财产”的话，又必重叠声明。但是对于保护国人生命财产一层，可以暂缓不提。外国领事必定握手亲自送至门口，回头想着，我就是袁世凯第二。我已认清，我的政治前途，要建设在忍辱负重国际亲善的基础之上。

        从乡匪时期达到省匪时期，我估算大约须三年。这三年中是我养精蓄锐时期，书法愈雄健，外宾愈和洽，声誉日隆，匪僚日畏，大家说我有“大志”。因为我既然是匪，不得不为物质环境及阶级意识所决定，为自卫计，军队总嫌不足，器械总嫌不精，养兵无钱不行也。我必须以建设为名，改造全城、修桥、造路、筑码头、换门牌，立了种种名目。这样我三年内便可发三百万的财，如果励精图治，再加喜轿捐，棺材捐，猪子捐，也许以二年为期便可达到目的。大约筑一段路，每丈有六十元好处，所以路越长越好。如果小商埠没有几里路的公路好筑，那么筑得坏一点，每年又有一笔重修公路费的收入。“重修”二字甚雅，古人称来是一种功德，今人说来是一种建设。这样无形中我已成了一模范土匪，有口皆碑，西洋记者参观，莫不交口赞叹，称我“开通”“进步”，兼且囊中已有三百万家私，在公在私都说得过去，对得住国民，对得住祖上，实为德便。

        这三百万元到手，天下事何不可为？只消代付了三个月欠饷，中国任何海军，我收买得来，成本虽略大，利益亦不薄。这时人又更加精明，宦途更加练达，什么东西可以骗过老爷眼里(这时自然是老爷)。用明察秋毫的眼光，我可有一批开源节流的新发现。譬如猪槽、马缰、尿壶、粪桶，不都可以捐起来吗？这时总不兔有一两位极精宦途的幕僚来依附我，坐下开口便是感慨的说：“你看这××一县的猪槽，最少也有一万五千个，十县就是十五万猪槽，…数目很可观啊！数目很可观啊！”这种感慨一多，不要二年飞机也到手了。这时我便是模范省区之模范军人。这时料想书法更加到家，我就要提倡文言，维持圣教，禁止放胸，捉捕剪发姑娘，……而关心风化。姨太太大约也有三四房，所以女子游公园之事，非常碍目，而加以禁止。谈吐中也自风雅一点，什么“勉为其难”、“锋芒太露”、“宁缺毋滥”、“民膏民脂”、“治标治本”等成语，也已说得流利娴熟，案上常置一部《辞源》。

        大概此时，中国必有内战。于是我交红运了，一跃可由偏安的省匪而变为国人所常注意、报章所常腾载的国匪了。大约三四次倒戈，还不太过，过多即为盛名之累。依现在行价，一次倒戈(现在倒戈叫做“输诚”)总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万收入。只消三四次输诚离叛，在经济上，已是汇丰银行存款五百万之阔户，在地位上，也是国中第三四流的名阀。鼻子一哼，就可以叫人三魂荡荡，七魄悠悠。这样下去，到六七十岁，前途曷可限量。

        那时我颇具爱国爱世之心，阅世既久，心气自较和平。那里演讲，总是劝人种善根，劝人修福德。发见涵养、和平、退让为东方精神之美德，而宣扬国光。闲时还可以来几种雅好，在我必以收藏宋版书为第一快事。那时我可请一位书记 (就是那位代拟通电的举人，这时他也有子女盈门，并有三五万家私了) 替我作一部《中庸集注》，或一本《庄子正义》，用我的名出版。这样下去，若不得法国政府，颁给勋章，或是莫梭里尼旌赏我宣扬东方文化之精神，老爷不姓林。